6

第二天，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我整洁的书桌上。

我穿着一身得体的白衬衫，端坐在电脑前，与屏幕那头的三位世界顶尖的经济学教授，侃侃而谈。

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调控，聊到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。

我旁征博引，引经据典，用他们意想不到的独特视角，阐述着我对世界经济格局的理解。

这是我为之准备了三年的面试，是我为自己铺设的、真正的通天之路。

屏幕那头，几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，频频点头，眼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欣赏与赞许。

这是云端之上的对话，决定着我未来人生的高度。

而与此同时，几十公里外的***里，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。

冰冷的白炽灯下，阿哲、柳兮和那群闯进我家的学生，像一群被霜打了的茄子，垂头丧气地坐了一夜。

他们的父母们，在外面乱作一团，有的在哭天抢地，有的在打电话四处求人，有的则在与其他家长互相推诿、破口大骂。

曾经的准名校生，如今成了准犯罪嫌疑人。

他们的人生，还没开始，就已经陷入了法律与道德的泥潭，充满了悔恨、狼狈与挣扎。

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，在这一刻，被无情地、清晰地划分开来。

面试的最后，那位主面试官史密斯教授，笑着看着我，用一种聊天的语气，问了一个看似随意的问题。

“沈同学，我们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，你最近在你的同学之间，似乎遇到了一些小小的社交困扰。冒昧地问一句，这会影响你未来的心态，以及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吗？”

我知道，他们是在考察我的心理韧性和格局。

我想了想，对着镜头，露出了一个同样轻松的微笑，回答道。

“教授，谢谢您的关心。但我并不认为那是困扰。”

“我只把它当成一个社会经济学观察样本，我的***，或许可以为此写一个课题，题目就是

《论贪婪与无知，是如何导致一个精英群体，走向自我毁灭的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