随着时间推移，我和林溪的感情越来越好。在校期间，学业也越来越忙，

甚至连回家的机会都没有。大四快毕业那一年，学校老师看中我的能力，劝我留校，

我答应了。此后的日子便像被按了快进键，转眼就是五年。这五年里，我从硕士念到博士，

讲台从阶梯教室的角落挪到了正中央。办公桌上的教案堆得比人高，

抽屉里塞满了林溪给我备的润喉糖。他毕业后进了出版社，

我们在学校家属院租了间带阳台的房子。阳台上种满了我喜欢的月季，日子像泡在蜜里，

甜得扎实。期间偶有高中同学来北京出差，聚在小饭馆里叙旧时，总有人提起白皓清。

“听说他毕业后回了老家中学当老师。”曾琳琳嘬着花生露，含糊不清地说，

“后来又辞了职，在厦大附近租了间房，把他爷爷接过去了。

”有人接话：“前两年同学聚会他也来了，穿得挺素净，一直打听你呢，问你在北京好不好，

有没有对象。”我举杯喝了一口，喉咙里掠过一丝冰凉。窗外是北京深秋的梧桐叶，

金黄得晃眼。搁在几年前，听见这些话我心里准得翻江倒海，但现在却无比平静。

林溪正给我夹菜，指尖蹭到我手背。我冲他笑了笑，他便懂了，

岔开话题聊起出版社新到的诗集。白皓清的名字像枚褪色的邮票，

早被钉死在1983年的夏天，再也揭不下来，却也激不起半分涟漪。我有我的教案，

我的学生，还有林溪在阳台晾衣服时哼的歌。这些实实在在的日子，

早把过去的空落落填得满满当当。直到1992年，传呼机开始在北京城里响起来。